沈从文新与旧读后感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山鬼》 读后感

小说是写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故事。

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由于维持生计，不得不上城里来卖身。

为了铺排故事的矛盾冲突，作者特意选择了丈夫前来探望妻子几个场景，作了绘声绘色而又淋漓尽致的描述。

其间还穿插介绍了与之相关的乡风民俗和社会背景，穿插刻划了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微妙关系，读来别有风致而又耐人寻味。

生活艰难，乡村的农民尽管日日土里刨食，却依然衣食难保，倒是将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卖身可以轻松地改变家里的窘境。

这已经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以致于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大都“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到花船为妓)，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

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在当时众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男子”，作品中并没有赋予明确的名字。

然而这并不重要，“男子”一词在文中可以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指女主人公老七的丈夫，一个则可以认为是所有在花船上卖身女子的丈夫的总称。

同文章的标题一样，小说正是围绕着丈夫这个中心展开的，当中就极费笔墨地描绘了丈夫的数次心理变化。

作品中女主角老七的丈夫进城后，本没有把妻子领回去的意思，而只是“象访远亲一样”，“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去看看妻子而已。

对于妻子的变化，这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惊讶，只有在妻子问起家乡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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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边城》的读后感（高一水平，字数在750字以内）

你选一篇吧 边城读后感(1) 初识先生是高中节选的<<边城>>,翠翠的故事让我着迷,于是到了图书馆借来看,现在印象还很清晰,是本薄薄的集子<<边成集>>,有<<边城>.还有<<市集>>几篇,书是岳麓书社出的,封面以褪了色,纸也变的发黄,放在手掌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边城>>,即便是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一种很莫明的悲伤.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

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像是触及到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些把握不透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19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边城读后感二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

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边城》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

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

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

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

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读后感三 我不知道那是几年前，父亲推荐我看沈从文的《边城》。

他告诉我，《边城》写得很美，是一个发生在湘西的故事。

一直都不曾看，却一直都在心中留存着一份盼待。

我明白我与《边城》是宿世缘深。

不必强求，命中注定属于你的终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出现，终会为你所拥有。

而万千错落的情缘便只是匆匆交叉而过，它们不是一季的候鸟，逝去了就不再回来。

想起老船夫的一句话：“怕什么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

”在这样的坚强与勇气背后，不是隐藏着一种对人生的无奈吗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边城》讲述的故事凄美动人。

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人场面，但他细腻而且真实，像一根轻柔的丝线悠悠地牵动你心灵的一角，使你在不知不觉间已然泪落满面。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

是的，牧歌，小说里始终洋溢着的牧歌的情调。

看多了高楼华厦，看惯了车水马龙，我的心憧憬着一片远方的土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我在心中朦胧勾勒出的天堂。

人说，人情如水；人说，世态炎凉。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多这样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计他人，带上伪善的面具，或违心或有意地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

人性该是世间最最甘美的东西。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石头森林里，我们还保留着多少真正纯净的人性呢

它太剔透，剔透到染不得一丝纤尘。

可是，在大城市中终日奔波劳碌的人却无力去呵护，只任由尘埃将它逐渐掩埋。

诚信的埋没滋生了欺诈，善良的埋没滋生了邪恶。

人性中太多的美德被封锁在心灵的一角，可是疲倦的都市人是否还有闲暇去将它开启

或许很多人已经开始遗忘。

遗忘不是罪过，但若任由它们成为回忆，成为昨日的拥有，则将是人类的悲剧

《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在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性的芬芳。

翠翠和爷爷一起守着渡船，相依为命，彼此关怀。

爷爷意识到自己的年老，担心死后翠翠无人照顾，总操心着她的婚事。

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免带着青春年少的羞涩。

爷爷不便明说，只是远远地观望，只是小心翼翼地探问。

他是真心地为翠翠好，却不知由于他太过的关心和太深的爱延误了翠翠一生的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可是有的时候，爱也可以成为一种负担。

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爱子女的，含辛茹苦，穷尽一生，只为孩子能避开一切灾祸，拥有灿烂的笑靥。

他们的付出无私无怨，然而内心总还是有所希求，渴望着孩子能长伴身侧。

看到子女点滴的成长便是父母心底最深的安慰。

但是，漫漫人生路最终还是要自己走完。

我不相信，那个陪伴你终生的人会真的存在过。

于是，当父母的爱逐渐成为子女闯荡世界的牵绊，当至亲之情终于缠绕住我们远行的脚步，我们变得如此懦弱与无助。

长期处于父母荫蔽之下的稚弱的翅膀该怎样独自去搏击风雨

而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到彩虹

真的，我们背负不起太深的情

整篇小说，三年的时光被浓缩进了三个美丽的端午节。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翠翠与二老傩送不期然的相遇在她心中埋下了情愫。

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却怎知终于落得孑然一身独守渡船，为了一个未必会归来的人作永无尽期的等待

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岁月轮回

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又一次重演。

我们的碌碌，我们的匆匆，是否真的只是徒劳

低头看掌心交错的细碎纹路，心中泛升起一片茫然：我们一路前行，可是又有谁知道前方的路究竟通往哪里

幸而沈从文的结尾还是留给了人们希望。

“或许他永远不会回来，或许他明天就会回来。

”故事终于哀而不伤，在凄婉中结束。

大老与二老都是茶峒地方的优秀青年，情深似海，却爱上了同一个女孩。

湘西的柔水与净土滋养出的是两个坦荡的襟怀，爱已充盈，怎容得下恨去插足

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仇，彼此鼓励，彼此谦让。

天保先走了车路，便说什么也要让傩送走马路。

两人相约为翠翠唱歌的夜晚动人已极。

二老的歌声美妙有如山间的竹雀。

自他开口的一刻，大老已经预知属于自己的命运。

同去的是两颗紧紧依偎的心，归来时一颗却已破碎。

为了成全弟弟，大老决然出走。

两颗双子星，一颗在这头，一颗在那头。

无情的洞庭湖吞噬了天保，只留下傩送在岸上遥遥地观望。

他一半的热情随着哥哥的死而消逝了，内心的自责又将另一半隐去。

在某个寂寞的早晨，二老悄然离开，带着满心的伤痛去寻找自己的命途。

这兄弟两人的情感是多么纯朴而又真挚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面对自己的情敌会采取何种样的措施。

是嫉恨

是诽谤

甚或杀人。

我们凭什么去剥夺另一个人生存的权利

难道就因为他（她）在爱情上作出了与我相同的选择

爱情应当是纯洁的。

为了获取爱情而不惜使自己的双手沾染鲜血的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爱情，因为他将爱情玷辱了。

与天保和傩送相比，这一类人该怎样的自惭形秽

后来，也就是故事结束的时候了。

爷爷的死使翠翠成为完全的孤独，这样彻底，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碧溪的渡船上只剩了一个清寂的身影，她依然在执著地守望…… 故事写得这样淡远，骨子里却尽是悲凉。

原来离散可以这样迫近，原来一切曾经的拥有可以瞬间成空。

时间的触角是那么的细而绵长，都以为我们是被时光照料的孩子呢，等待在远方的，却是不能回头的沧桑

然而，只要有希望，就总会有明天的曙光。

任岁月流逝，细数度过的那些在回忆的凝眸里变得淡远而美丽的日子，生活也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大仲马不是曾在《基督山伯爵》中如此作结：“请记住：等待和希望

”

求沈从文《长河》故事梗概。

杰作，可惜只完成第一卷，易使人想起断臂的维纳作者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为背景，写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自然景物的明朗，小女儿性情的天真纯粹以及牧歌谐趣的点染，增加了生活的光亮。

但面对现实，更造成了作者和读者无法排解的隐忧。

作品形式的精美与情感的深致，使一切介绍均属多余。

内容提要：《长河》为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

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

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作者简介：沈从文，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求沈从文的<老实人>和<好管闲事的人>的读后感和内容简介

沈从文 1． 《鸭子》(小说部分) 2．《蜜柑》 3．《老实人》 4． 《入伍后》 5．《雨后及其他》 6．《山鬼》 7． 《十四夜间》 8．《篁君日记》 9．《好管闲事的人》 10．《龙朱》 11．《石子船》 12．《沈从文甲集》 13．《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14．《沈从文子集》 15．《虎雏》 16．《都市一妇人》 17．《凤子》 18．《一个母亲》 19．《月下小景》 20．《阿黑小集》 21．《如蕤集》 22．《游目集》 23．《边城》 24．《八骏图》 25．《新与旧》 26．《主妇集》 27．《长河》 28．《小砦及其它》 29．《新摘星录》 30．《芸庐纪事》 31．《雪晴》 32．《福生》 33．《在别一个国度里》 34．《采蕨》 35．《神巫之爱》 36．《旅店及其他》 37．《夫妇》 38．《鸭子》(散文部分) 39．《记胡也频》 40．《从文自传》 41．《湘行散记》 42．《湘西》 43．《法步集》 44．《非梦集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